前言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在经历一个很重大的历史调整和转型期，为实现从规模速度到质量效益，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从外需依赖到内需主导，从粗放高碳到绿色低碳的转变，在产业上要着力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人才培养上要实现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培养“专一”人才转向培养“兼有多种技能或多种能力”人才。

　　我国当前人均GDP为1.34万美元，目标是到2035年（10年后）达到2.4-3.4万美元。现基于人均GDP发展脉络，综述日本、韩国、德国、美国、巴西5国职业教育主要做法和经验。（各国职教体系和不同阶段具体情况见附表）

一、日本

　　195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开始高速发展，到1983年，人均GDP达到1.3万美元，制造业占比达35%（重、化工业主导），劳动力供给充沛、人口红利显著。1983年至1990年代中期，制造业占比缓降，服务业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崛起，少子化显现、劳动力人口达峰后开始老龄化。1990年代中期，人均GDP突破2.8万美元，后稳定在3万美元以上，服务业占绝对主导，制造业聚焦高端化、智能化，深度少子老龄化导致劳动力持续短缺。

　　19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职业教育针对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产业结构变化做出相应调整。一是逐步构建并完善专门高中、短期大学、专修学校、专门职业大学（可授学士学位）等衔接贯通的职教体系。二是不断强化企业办学主体性。当前，日本短期大学、专修学校、专门职业大学的企业办学占比分别达95%、94%和91%。三是以劳动力市场政策为导向与保障，依托国家职业资格认证体系衔接职前教育与职后培训，以实用技能为核心构建教育、就业、晋升闭环，实现教育培训与市场需求精准匹配。

撰稿：殷楚薇  审核：郑坚

二、韩国

　　1960年代开始，韩国人口红利显现，在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下，制造业占比升至30%，到1996年，韩国人均GDP突破1.3万美元。1997-2016年间，产业向技术密集型转型，半导体、电子信息等成为核心产业，劳动力充足但老龄化初现，制造业占比稳定在25%-28%。2010年代中期，人均GDP突破2.2万美元，2016年后稳定在3万美元，开始大力发展AI、量子技术等尖端产业，人口老龄化严重、劳动力短缺，制造业占比25%左右。

　　1990年代末以来，韩国职业教育紧跟产业结构升级要求进行相应调整。一是逐步构建并完善职业高中（含名匠高中）、专科大学、产业大学、应用科学大学、名匠大学等衔接贯通的职教体系。二是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明确要求职业院校60%以上的专业课教师必须具备7年以上相关从业经历（部分专业要求10年），目前已达到58.3%；要求教师每3年必须到合作企业进行不少于6个月的全职研修，研修经历纳入职称评定核心指标；建立校企协同课程委员会，要求外部专家占比不低于50%，每学期至少召开2次专题会议，针对课程内容与产业需求的适配性进行评估修订。三是以终身职业能力开发为核心战略，建立国家技术资格认证体系、以学分银行、微学位、经验认学分等机制打破相关壁垒，搭建教育培训“立交桥”，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实施数字技能培训计划。四是推动核心技能标准国际化、推出“顶尖技能人才签证”引才，全方位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名匠大学：韩国教育部于2021年正式启动“名匠大学”项目。该项目旨在将部分专科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应用技术教育高地，核心目标是打通高技能人才从专科到专业硕士层次的培养通道，直接对接半导体、高端制造等国家核心战略产业需求。项目首批遴选5所院校进行试点，每校每年获得政府20亿韩元的专项资助，资助周期为5年，总投入500亿韩元。试点院校与韩国产业大学、应用科学大学建立学分互认与升学衔接机制，学生完成本科阶段学习后，可直接升入相关院校的职业导向专业硕士项目，培养周期为“3年本科+2年硕士”。

撰稿：陈彦丰  审核：郑坚

三、德国

　　1950年开始，德国经济快速发展（双元制职业教育被视为“秘密武器”），1978年人均GDP达到1.3万美元，制造业占比达35%-40%。1990年代初，虽面临两德统一带来的整合阵痛，但依托欧元红利与技术创新，人均GDP突破2.5万美元，制造业占比缓降至22%-25%，向汽车、精密机械升级，人口老龄化初显。近年来，人均GDP5万美元左右，打造“工业4.0”并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制造业占比20%-22%，老龄化加速，依赖移民补充劳动力。

　　德国人均GDP突破1.3万美元后，职业教育政策围绕产业升级、国家统一、数字化转型持续优化，为德国成功实现从战后重建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跨越培养了大量高技能人才。一是完善法律与管理体系。先后颁布并修订职业教育法规范职教发展，建立联邦职教院（BIBB）强化统筹协调。二是破解区域与企业困境。两德统一后推“东部培训岗位创造计划”，以政府补贴激励企业设岗，建“跨企业培训中心”弥补东部培训短板。三是构建贯通式培养路径，巩固双元制核心地位，打通职业学校至应用科学大学通道，发展双元制学位。四是对接产业升级需求，启动“职业教育4.0”倡议，资助职业学校数字化建设，强化数字技能、AI技能培养，建“未来技能”实验室。五是强化行业主导作用，赋权工商行会等承担企业培训资质审核、考试考核、证书发放等核心管理职能，动态更新双元制培训标准等。

　　什么是高技能？德国联邦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德国15-64岁的就业人群中，从事高技能职位的占47.3%（2003年为40.7%）。此处所说的高技能职位是指：1.从职业大类看，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国际标准职业分类》中的10个职位大类中的前3个，即管理人员、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助理专业人员。2.从技能水平看，高技能职位要求具备《国际标准职业分类》中的技能水平框架中的3级能力以上（共4级）。3.从教育层次看，高技能职位要求具备高中后教育资历。相比之下，我国当前基于人社口径定义的高技能人才，只是取得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的人员，口径范围窄很多。

　　应用科学大学。德国应用科学大学起源于19世纪的工程师学校，逐渐从纯教学型高校转变为以教学为主、兼顾开展应用性研究的高校（区别于普通高校的理论性研究）。在博洛尼亚进程之下，应用科学大学可授予与综合性大学同等的学士、硕士学位，部分学校可独立或与综合性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

　　双元制学位。德国的应用科学大学和部分综合型大学将双元制培训与大学教育结合起来，在大学里开设双重研究（duales studium）项目，授予双元制学位，习惯上这些学生被称为“双元制大学生”。

撰稿：杨广俊  审核：郑坚

四、美国

　　二战结束前后，美国凭借庞大的军事需求刺激了钢铁、汽车、造船、飞机及新兴的电子、化工产业的扩张，制造业占比一度达到30%，之后持续下降，到1978年，美国人均GDP达到1.3万美元，开始进入“去工业化”转型期，服务业与高技术产业主导增长。1990年代末，人均GDP突破2.9万美元，逐步进入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后工业时代，社会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占据绝对主导，占比达75%以上，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同时也面临深度老龄化、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与高技能岗位空缺并存的结构性矛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有意识推动制造业回流和再工业化。

　　美国职业技术教育（CTE）在推动战后工业化、适应“去工业化”，支撑制造业回流及应对AI革命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调整。一是通过立法与战略规划，锚定国家优先产业，设立专项资金，严格问责机制，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战略协同。二是明确要求将获得行业认可的资历证书作为职教绩效指标，同时以学徒培养为关键抓手，发挥企业在制定技能标准和设计课程中的主导作用。加大支持力度，不断优化员工培训机制。三是深化职普融通、中高衔接。国家层面通过实施技术准备项目、职业技术教育学习项目等，要求职教学生数学、科学、阅读等基础能力与普教学生一致，同时通过签署协议、学分互认、开设预备课程等形式推动中高衔接，保障学生学习通道畅通。

　　2025年8月，美国劳工部、商务部、教育部联合发布《美国人才战略：为黄金时代构建劳动力队伍》，明确宣告“全民上大学”的模式已经失败，要求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CTE)就是职业技术教育。受1970-80年代的职业教育运动（Career Education Movement）影响，美国职业教育领域从1998年开始，陆续用“career”代替“vocation”，后者指向具体工作岗位（最开始含宗教上的“天职本分”之意），前者强调不同种类和不同层次，且可以纵横向流动的职业。2019年，美国出台的《为21世纪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法案》将CTE界定为：职业技术教育是有组织的教育活动，通过提供结构化的系列课程，采取中高衔接和学分转换等举措，让学习者掌握扎实的基础（academic）知识，相关技术知识和技能，帮助学习者接受继续教育，获得正式的高中后教育培训资历，包括行业认可的认证、证书，以及副学士学位等。同时，帮助学习者提升高阶推理和问题解决能力、特定行业认知、就业和创业能力、岗位技能等，助力学习者进入高薪资、高技能、有需求的行业领域就业。

　　美国没有独立的职业教育体系。2024年5月，美国《全国教育状况报告2024》提出，美国职业技术教育（CTE）聚焦培养特定工作技能与知识，在高中阶段的载体是课程，在中等后教育阶段则落在专业上。约85%的高中生选择职业技术教育课程，主要教授职业技术教育课程的教师占比约11%。美国共有3633所可授予学位（含副学士学位）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社区学院），4年制高等教育机构2365所，2年制机构共计1268所，70%的美国在校大学生（约1070万）就读于4年制高等教育机构，30%（约470万）就读于2年制机构。

　　社区学院不是美国的高职。社区学院具有双重核心功能：一是作为转学教育通道，学生可在此完成前两年通识教育后转入四年制大学（约45%的美国本科生有社区学院经历）；二是提供直接面向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培训，颁发短期证书和副学士学位。其课程灵活，常与企业合作进行定制化培训。

撰稿：张晶晶  审核：郑坚

五、巴西

　　巴西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1970年代制造业占比30%，人口达1亿，人均GDP约2000美元，是当时中国的10倍。1980-2010年代去工业化，制造业占比降至15%，人口2亿，人均GDP最高达到1.3万美元，约为当时中国的2倍。2010年代至今，产业升级失败，制造业占比11%，老龄化加剧，人口2.1亿，人均GDP约9000美元。

　　巴西职业教育在上世纪40-70年代，为适配工业化战略，建立职业培训学校网络，形成了“S系统”（由9个全国性的行业机构组成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因9个机构的葡萄牙语首字母都是S，故称“S系统”）与学校职业教育并存的格局。1980-2010年代，去工业化导致就业萎缩、工资下降，削弱了职业教育吸引力，高中阶段职普比先降后升。2010年代以来，重新重视职业教育并努力提升职业教育规模。不过，巴西当前职业教育规模仍较小。

　　总体看，巴西过早去工业化导致产业低端空心，未能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力资本，陷入“未富先老”状况。教育上，产教政策脱节，职业教育定位失准，人才供需错配，形成低增长循环。

　　技能人才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2024年《中等收入陷阱》报告提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经过3个阶段，实现两个连续转变。一是从加速投资和引进技术，到实现技术本土化融合式发展。二是从技术本土应用和融合发展，到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结构重塑。在此过程中，高技能人才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成功跨越陷阱的国家在高技能人才培养上的经验，一是不断优化技能人才结构，培养更多掌握技术技能及专业技能的高技能人才。二是加强人才社会流动及代际流动，提升整体技能水平。三是加大技能发展投入。提升数学、语文、科学教学要求和质量，提升高等教育普及率，加强数字技能培养，加强技能供需匹配，加大科研投入，加速科学知识推广应用。

撰稿：宗建情  审核：郑坚

六、经验借鉴

　　（一）保持高中阶段合理的职普比。当前，OECD国家高中阶段职业教育学生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比重平均超过40%（日韩25%左右，德国50%左右，美国40%左右（美国中职生主要指综合高中选修两门职业教育课程以上的学生），OECD国家保持中职合理占比的主要考虑包括：一是因为很多工作岗位确实需要“童子功”，如文体领域及传统手工业等，需要学生在高中结束后直接进入相关岗位。二是即便对于很多不用马上进入工作岗位的学生而言，如果没有在高中阶段培养好职业兴趣和职业素养，勉强按普通教育路径升学，最终会发现自己极不适应。我国2024年的中职占比为35.71%，上述考虑基本符合我国当前情况。鉴于中职占比将在十五五期间逐步下降，建议保持在25-30%左右。

　　（二）进一步打通职教学生向上通道。保持合理职普比的同时，参考韩日经验，建立普职学分互认、非正规学习成果认定机制，聚焦核心产业高技能人才需求，打通“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专业硕士”升学通道，优化各类院校在技能人才培养上的分工协作机制，保障确有升学需求和能力的学生顺利向上发展。

　　（三）深化产教利益绑定。借鉴日本和德国经验，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政策，激励激发行业组织与企业在标准制定、课程设计、考核认证中发挥实质性作用，支持校企联合开展产业技术研究，协同促进成果转化，形成利益共同体，破解产教脱节。

　　（四）加强劳动力市场政策支持。日韩德美都致力于构建并完善统一动态的职业技能认证体系，精准匹配供需，缓解技能错配，同时，推行技能等级与薪酬、晋升挂钩机制，提升技能人才待遇，并注重加大培训投入，依托企业和职业院校定向培训新兴领域技能人才。有关做法值得借鉴。

　　（五）推进职业教育数智化与国际化。数智化和国际化是职业教育发展的两个重要赛道，我国职业教育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加速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打造AI赋能职业教育新生态。深度参与优势产业（如新能源汽车、5G、光伏等）国际技能标准和教学标准制定，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野的高技能人才，推动高技能人才跨境流动。

附表：五国职业教育体系图

日本职业教育体系图

韩国职业教育体系图

德国职业教育体系图

美国职业教育体系图

巴西职业教育体系图

来源：中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网